作者：程存洁

2021年8月10日清晨，我收到了朱师母发来的微信留言：“朱先生凌晨1:40走了，很安详，没痛苦”。突如其来的噩耗，令我悲伤、惊讶。

朱雷老师是新中国培养的史学工作者。他知识渊博，记忆力强，有“活字典”之名。1955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师从史学大师唐长孺，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成为唐先生的得力助手。1974年至1986年，朱老师作为国家文物局“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的重要成员，在新疆、北京、上海等地从事文书整理工作，对文书进行辨认、拼合、断代、定名、注释。朱老师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领域，朱老师也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其论著《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已成为该领域必读书。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民间文艺文本，长期受到学界关注。朱老师另辟蹊径，采用“以史证文”“文史互证”方法，对它们进行研究解析，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辨疑——读敦煌变文札记（一）》《<捉季布传文><庐山远公话><董永变文>诸篇辨疑——读敦煌变文札记（二）》《敦煌藏经洞发现之民间讲唱文艺作品的历史考察——21世纪的展望》等，为学界树立了新的学术标杆。

朱老师还留下了一批讲义、读书笔记、卡片、批语校注等，这些都是他留给我们的丰厚学术遗产，有待后人进行整理利用。

朱老师也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他关心爱护学生，数十年如一日奋战在教学一线。

1992年我考入武汉大学，攻读隋唐史专业博士学位。刚入学，朱老师为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延请年届八旬的唐长孺先生给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概论”一课。第一学年，朱老师也为我们开设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史料学两门课程，传授文书整理工作经验和方法，介绍文书价值及其研究动态。记得朱老师在授课中谈道：辨析文书格式是判断文书年代的一种方法，《宋书》“礼志”里保存的历史信息，对辨析文书格式有重要作用；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可相互借鉴利用；如能从历史、经济、社会习俗等角度解读敦煌民间文艺文本，会有新收获。这些研究心得，凝聚了朱老师多年的心血，他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我们。2017年他又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了广州图书馆，供广大读者使用。

朱老师生长在革命世家。外曾祖父朱青长，四川江安人，与朱德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1922年3月，朱德为追求革命，辞职离泸，朱青长曾手书一联“硬着肩头担过去，放开心胆做些来”，贴在金花桥朱德寓所门上，并在此门前与朱德合影留念。外祖父朱山，中国同盟会会员，父母亲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战士。

朱老师1937年5月24日在上海出生，4个月后，父亲病逝在宣传抗日途中。上海沦陷后，朱老师随母亲辗转迁徙于武汉、贵阳、重庆等地，小小年纪就帮助从事地下工作的母亲传递情报，从小就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培养出了刚毅正直的性格。他尊敬长辈，爱戴老师。“文革”时，造反派要他批判老师唐长孺及其学术思想，他正义凛然地回答：老师的学问，一辈子都学不完，我哪有资格去批判。

朱老师的学问，我们也一辈子学不完，他严谨治学的良好学风和尊师重教、正直善良的高尚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原载《中国文物报》2021年8月27日第3版“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