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进宝
2021年8月10日凌晨1：40，朱雷老师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早上得到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敢相信，敬爱的朱雷老师真的走了。
一
近年来，虽然朱老师身体已大不如前，也曾几次住院治疗，但朱老师非常坚强，又得到师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每次都挺了过来。
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由于武汉是疫情的中心，我一直担心朱老师，也多次与朱老师和师母电话联系，感觉朱老师各方面还可以。
2020年下半年，朱老师再次因脑中风而住院，由于疫情的原因，治疗、住院各方面都不是很顺利，但在师母的努力下，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朱老师生病住院后，我一直想去武汉看望老师，但因各种事情干扰久未成行。10月已经做好了赴武汉的准备，给师母打电话，师母说，最近朱老师比较平稳，她要去新疆办理朱老师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手续，如果她不在武汉的话，我无法进到医院，只好放弃了。
2020年11月，由于一个机缘，我和夫人赴武汉看望朱老师。11月26日上午，我和太太，还有学兄刘礼堂、师妹张宇到医院后，看到朱老师虽然说话比较困难，但精神还可以，床头柜上放着荣新江兄刚赠送的《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我就问，您现在还能看书吗？他说可以看一点。由于疫情期间医院的规定，我们不能在医院待过长的时间，再加上朱老师的身体状况，也无法作更多的交谈。当天晚上，将朱老师接出来，与刘礼堂、刘玉堂、徐少华、魏斌、吴成国、马志立、邢勇等一起陪朱老师吃饭、聊天。
今年春节后，朱老师入住汉口的一家疗养院，相对而言条件好多了。4月有机会去武汉时，我与师母联系提前向疗养院备案。4月23日下午，携太太与师母、马志立一起到疗养院看望朱老师。去疗养院前，在朱老师家里拿到了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00余万字的《广州图书馆藏朱雷教授藏书目录》，到医院后，朱老师还在上面签名“惠赠刘进宝同志。朱雷，2021.4.23”。虽然朱老师由于脑中风写字很困难，尤其是第一个“惠”字几乎难以辨认，但后面的字还是比较流畅。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可以说是既心酸又欣慰。
在聊天中，朱老师念念不忘的还是唐长孺先生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说到参加文书整理的各位学者时，提到“邵怀民同志负责全书的清抄”。我没有听说过邵怀民先生，就专门向朱老师请教，朱老师说：“邵怀民是银行退休职工，毛笔字好，其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邵循正教授。”参加短期整理工作的还有陈建放，我也不知道，朱老师告诉我：陈建放是上海的工人。
7月18日，武汉大学举行“纪念唐长孺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我和孙继民学兄提前联系，计划去疗养院看望朱老师。17日到达武汉后，就和师母约好晚上到家里面商。晚饭后我们到朱老师家，师母说朱老师听说许多学者要来，他也想与大家见面，已经约好明天早上去汉口接朱老师，八点半到学院。
18日上午，朱老师到了学院会议室，他一直坚持听会。会议结束后，还与大家一起聚餐，直到晚上八点半才离开。我送朱老师下楼时，还下着雨。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天气，武昌到汉口大约要一小时，朱老师从早上七点多出门，回去就晚上九点多了，对于一个八十多岁并一直生病住院的老人来说，需要多么强大的毅力啊！
二
朱雷老师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一生最可称道的工作是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1973年秋，为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朱老师与武汉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彭神保一起赴西北地区搜集考古资料，当看到了新疆博物馆展厅里的吐鲁番文书，立即将在新疆的见闻写信向正在北京整理“二十四史”的唐长孺先生作了汇报。唐先生学术眼光极其敏锐，马上意识到吐鲁番文书蕴含巨大学术价值，就向国家文物局领导王冶秋、刘仰桥作了汇报，同时让朱老师等赶到北京，详细说明相关情况。1974年元月中旬，朱老师等到北京向唐先生作了汇报，并见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王冶秋决定在国家文物局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唐先生任组长，由新疆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合作，文物出版社负责经费，开展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唐先生在1990年12月所写《吐鲁番出土文书》编后记中说：“《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全十册至今已全部出齐。它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古墓地二〇三座墓葬中出土的由前凉升平十一年（三六七年）到唐大历四年（七六九年）的一千八百余件文书”。“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没有冶秋同志的热心组织和大力支持，这项工作是根本不可能开展的。”
由于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从1974至1986年春，朱老师由武汉大学借调至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文物局“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组长为唐长孺教授）主要成员，并作为唐长孺先生的学术助手，在新疆、北京等地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其中的艰辛，外人很难想象。1975年4月底，朱老师随唐先生赴新疆，陪唐先生在吐鲁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墓葬区看发现文书的古墓。在南疆的库车考察时，由于“机耕道”的路况非常差，他们坐在手扶拖拉机挂带的斗车上，强烈的颠簸致使唐先生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于新疆医疗条件差，不得已，唐先生只得返回北京诊治，朱老师则留在新疆，在吐鲁番地区文保所进行文书的清理、拼合和抄录。有了这次意外，认识到在新疆整理文书的确有许多的不便，王冶秋局长专门给国务院写了报告，经李先念和邓小平两位副总理批示和圈阅，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就转至北京继续进行。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震感强烈，整理组因避地震入驻故宫武英殿，随后又转至上海继续工作，直到年底才返京。在北京整理文书时，唐先生的“晚饭都是由朱老师亲自烧菜并加以安排的”。因为文书整理研究工作的劳累、生活的艰苦，朱老师8次胃出血。
朱老师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具体来说，1981——1991出版的10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释文本中，朱老师独编了第6、7、8三册，参编了六册，即第1-5册和第9册。随后出版的图文本（1-4册），是在已出释文本全10册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加上原件照相图版，整理编辑而成，朱老师承担了主要的修订工作。1974—1986年，朱老师是37岁到4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在这十多年中，朱老师抛家舍子，跟随唐先生赴新疆、北京整理吐鲁番文书。偶尔回家，两个孩子都不认识他了，还偷偷地问妈妈：这个人怎么还不走？还要住在我们家？
吐鲁番出土文书主要是1959—1975年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吐鲁番发现的，由新疆博物馆保存。1975年后，新疆博物馆又陆续搜集了部分吐鲁番文书，主要是本世纪新挖4个墓葬的出土文书。还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带到北京整理的断纸残片，非常零碎，整理拼接难度很大。由于朱老师从头到尾都参加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又长期从事相关研究，与新疆同仁关系密切，所以新疆博物馆仍然希望由朱老师来负责整理这批文书。本来朱老师身体不好，退休后应安度晚年，但他却将学术视为生命，毅然答应下来，于2010年赴新疆开展工作。凭借长期的学术积累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朱老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毕竟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朱老师每年去新疆，都需要师母陪同和照顾。朱老师考虑到这批文书残缺较多，整理费时，而新疆博物馆经费有限，不可能完全承担所有的费用，朱老师又退休了，也没有其他的经费来源。没办法，在2017年80岁时，他又以新疆博物馆的名义申请承担了《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不顾年老体弱和有病，每年都去新疆工作四五个月。去年住院后，还让师母去新疆做最后的结项工作。今年还一直关心、安排《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的出版工作。7月初，出版社的领导到医院签订了出版合同，朱老师才放心了。遗憾的是，现在，书还没有出版，朱老师却已经离开了。
朱老师长期从事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又有亲炙唐先生教泽的优势，使他在吐鲁番文书整理和研究方面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我在帮朱老师编辑相关论文集时，感受到朱老师的论文，真正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有机结合的典范。他的论文都是以小见大，既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又体现出极强的思辨能力，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推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为同行所折服和认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学者言及唐门弟子对唐先生治学的承传问题，称唐先生治学主要涉及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三大领域，“继承魏晋南北朝的是高敏，继承唐史的是张泽咸，继承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是朱雷”。王素先生在为朱老师《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写的书评中说：“朱教授的很多论文，尽管经过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学术价值还是难以超越……学界师友常言：唐长孺先生门下，论文风格与唐先生最为接近者，莫过于朱雷教授。读罢本书，深信此言非虚。”
三
朱老师是一位非常单纯的学者。
经历过历史的风风雨雨后，各单位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事纠纷或矛盾，有的老师也曾在我面前埋怨过朱老师，但朱老师在我面前却从来没有说过别人的不是。当我们聊天说到某单位或某位学者的研究有不足时，朱老师马上说，不能这样看，人家也是做出了成绩的。
朱老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延伸开来，对自己亲近的人和学生要求很严。曾经有人问朱老师：不少人文学科的学者谈到做研究都会感叹没有钱，您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缺钱吗？朱老师回答说：“我还没有觉得缺钱，我这一屋子全是常用书，还有好多放在地下室，基本够用了。”“以前没有钱，家人开玩笑，说我们做研究，一张纸，一支笔，一支烟，一杯茶就可以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富了，关心知识分子，工资给的多些，还给一些科研经费。我们现在是投入多产出少，如今出的书谁看啊，一般都堆在图书馆，刚出版就可在旧书店买到减价新书。像我的老师唐长孺先生，像陈寅恪先生，抗日战争时候，多困难啊，经费是很少的，还不是作出了成果。我觉得有钱好，生活安定一些。但过分强调缺钱，发牢骚啊，不好。”
朱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朱老师曾长期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又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还是武汉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带头人，当过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手上掌握着“211”“985”科研经费，但他从未为自己谋过任何利益，也没有申请学校和唐研究基金会的经费出版本人的学术论著。他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基本上都是我经手的。如果他要动用手中权力出版个人的学术论著，既是符合规定的，也是非常容易的，但他不仅没有申请任何出版经费，而且连给学界师友赠书，都是自己掏钱购买。
2000年，朱老师到敦煌参加学术研讨会后，又赴天津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又到北京请启功先生给《唐长孺文集》题签。回到武汉后，才发现从兰州到天津的车票找不到了，我就问朱老师如何处理，朱老师说，那这次外出的开支就不报销了。
朱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治学、为人的精神永存！他永远是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