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0日上午，由武汉大学世界史青年学术团队（“世界史视野下东西方的政治变迁与文化转型”）组织的学术沙龙在线上顺利举行。本次学术沙龙有幸邀请到了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的蔡萌副教授作为主讲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郦菁副教授以及下注平台·(中国)官方网站的蒋焰副教授作为与谈人，由下注平台·(中国)官方网站的杜华副教授主持。

蔡萌老师演讲的题目是《性别化的阶级政治——19世纪早期美国的工匠抗争》。首先，蔡萌老师回顾了对美国学术界关于1820-1840年代的美国工匠反抗活动的传统研究，指出其存在明显的问题：有关工人阶级的研究中不关注妇女，在女工研究中不关注男性，导致男工与女工被隔离为两个研究领域，阶级研究和妇女研究（性别研究）相互隔绝。蔡萌老师尝试借鉴交叉性理论，从对女工的态度入手，考察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工匠是如何在阶级和性别两种权力体系的相互作用下界定自己的身份的。她认为，“女工问题”产生于妇女工资劳动与男性的家庭想象和性别秩序之间的张力，男性工匠群体始终反对妇女从事工资劳动。对于工厂女工，男性工匠们的谴责主要是基于当时流行的“共和母性”和“两分领域”观念；对于分包制中的女工，男性工匠则认为她们已对自己的“职业特性”构成了巨大威胁，这种威胁包括经济上的竞争、工匠身份意识、男性气概、家庭关系以及整个社会性别秩序的危机。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多数男性工匠力主把妇女排除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和从事家政工作。但也有些男性工匠支持女工进行抗争。其原因在于：一是这些支持者往往来自于那些本身性别分工界限仍很清晰、传统生产方式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行业；二是他们虽然支持女工抗争及建立组织，但认为这些组织不能独立存在，而应附属于男性工匠组织之下。对此，女工的抗争策略也有两种：一是在承认性别秩序的基础上，通过强调两性差异来争取自身权益；二是挑战性别秩序，通过强调自己与男工的共性来修改“阶级政治”的性别边界，重新界定“工人阶级”的内涵。由此，蔡老师得出结论：“阶级”是一种建构起来的集体身份；阶级与性别之间，是一种嵌套而非对抗、替代、或化约的关系；阶级与性别建构具有不稳定性。

在与谈环节，郦菁老师指出，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美国女工和男工都在争取社会福利，但成果却是一成一败，蔡萌老师的研究为我们思考这一现象的原因提供了很好的启发。随后，郦菁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族群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分析范畴补充到蔡老师的研究中去？第二，在19世纪前期，美国的中上层女性是否与女工形成了跨阶级的联盟？第三，同时期的欧洲的工匠抗争与美国有何不同？蔡萌老师就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首先，这些女工主要在新英格兰地区，族群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因素。其次，在19世纪早期，中上层女性与女工并没有形成跨阶级的联盟问题，这是由于1840年以后随着移民潮的兴起，劳工运动逐渐瓦解，而且由于女工力量分散，难以建立稳定组织，还有一些中产阶级女性转而投入到社会改革运动如禁酒、废奴运动中去，所以女工抗争渐渐式微。再次，欧洲与美国工匠在抗争中都使用共和主义、劳动价值论等话语体系来谴责资本家的剥削，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欧洲的工匠在抗争中还在争取选举权，而这一时期美国的工匠是拥有选举权的。

蒋焰老师则从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发，梳理了英国的工匠运动，谈到英国工匠地位在这一时期也是经历了自上而下的变化过程，英国妇女的活动也是逐渐从家庭内转向家外，取得了相对独立地位。蒋老师也提出了几个问题：宗教是否在这一时期美国工匠的抗争运动中起到作用？女工内部是否存在不同群体的分化？以及在跨国视野下，英美在工人运动中的互动问题。蔡萌老师对此均做了肯定的回应。蔡老师认为，19世纪上半期的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强化了当时美国人对道德的关注和敏感度，这可能是这一时期男性工匠们强调女性道德优势和家庭责任的原因之一。另外这一时期英美工人运动方面的互动是很频繁的，很多工匠运动的领导者都是英国人，李嘉图、欧文等的观点在美国非常流行。但英美工匠运动在目标、手段方面还是存在差异的，相比而言，英国工匠的被剥夺感更强，而且主要是通过议会斗争的形式争取政治平等、经济独立的权利；而美国有广阔的西部土地，并且当时正值西进运动时期，所以后来很多工匠的斗争方向由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转向对土地的要求上，因而他们对于经济独立还是有着憧憬和希望的。

在三位老师交流过后是提问讨论环节，在线师生分别向三位老师请教和交流。武汉大学的熊芳芳老师补充了这一时期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提出分离领域问题是否对男、女性工匠身份认同产生影响，蔡萌老师和郦菁老师均对此做了积极的回应。

（通讯员：2020级硕士研究生张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