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9日晚，武汉大学“新资料与先秦秦汉荆楚地区的空间整合”青年学术团队系列沙龙之七“云中话曾国——以随州枣树林墓地新出编钟铭文为中心”在线上成功举办。沙龙由团队成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凡国栋研究员与郭长江副研究员共同主持，邀请郑州大学田成方、北京语言大学陈民镇、山东大学黄杰、哥伦比亚大学吴冬明、兰州大学黄锦前等五位青年学者分别作主题发言，260余位师生及相关专业人士共同参与本次沙龙。

郭长江副研究员是随州枣树林墓地的考古发掘领队。他首先介绍了该墓地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墓地布局、墓葬年代、器物风格、近期的工作收获和工作进展，并且谈到了铭文理解中的几点疑问和发掘中出现的墓葬现象，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提出新见解。

第一位发言人田成方先生的报告主题为《曾公钟铭初读》。他从曾公钟铭的性质入手，认为这是一篇宗庙祭祀文本，按叙述对象将文本分为祭祀高祖、祭祀皇祖和器主自述三部分进行释读，并由钟铭得出几点认识，认为曾国可能并非出自文王，而是在周成王时由高祖伯括第一次受封立国，到昭王时皇祖二次受命，使曾国在南土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叶家山M111墓主曾侯犺很可能就是皇祖。

陈民镇先生发言主题是《南公身份与姬姓曾国始封试探》。一般认为曾公铭文中的高祖应当是伯括，即南宫括，皇祖应当是南公，在昭王时受命建曾国于南土。对于这一认识与叶家山墓地年代早至成康时期的矛盾，他提出南公可能不止一位，曾国最初受命者为伯括，实际就封者为伯括之子，即墓葬年代在成康之际的叶家山M65墓主曾侯谏，曾侯谏之子为叶家山M111墓主曾侯犺，因参与昭王时征伐淮夷，故墓葬规模、等级异于寻常。而结合曾公编钟铭文存在转述和改造的迹象，以及上述三位人物都可能称为南公，猜测铭文中的南公是曾侯犺，事迹矛盾之处可能为春秋时期曾人将始封之君与功勋卓著的昭王时南公混淆之误。

黄杰先生发言主题是《曾国先祖身份再探》。在梳理曾国近期新材料与新观点的基础上，他集中探讨了铭文中“伯括”“南公”“皇祖”的身份，认为“皇祖”是建曾国于南土的南公，“高祖”可能是伯括，但根据南公与活跃于昭穆以后的“淮夷”关系密切，年代较早的伯括应当不是南公，“高祖”与“皇祖”不能视作一人，“伯括”与南宫括也非一人。对于曾国铜器铭文中的“南公”与大盂鼎、南宫乎钟等铜器铭文中的“南公”是否为一人，他提出确认“南公”是否为爵称这一前提，并从“南公”取义来源的角度予以否定。

吴东明先生发言主题是《由随州新出曾国铜器铭文所见曾楚交往的政治话语》。他认为曾国铜器铭文中出现的“左右文武”、“左右楚王”等用语是不可随意变更的政治话语表达，前者昭示了周王和周宗族的合法性，后者的替代意味着身份神圣性和优越性的消失。曾国从中获得曾楚交往的新动力，强调周人身份是曾国在春秋中期团结抗楚的重要政治话语，春秋晚期成为楚国同盟后，复定楚国的正义性依然通过周人身份表达，直到完全成为楚国附庸，以周人身份为内核的政治话语才丧失动力，最终被替代。

最后发言的是黄锦前先生，主题为《从曾公铭文看出土文献的特殊性及其解读使用》。他认为曾公铭文所载周初封建曾国的史事能起到证实、细化和深化旧有认知的作用，通过对太保玉戈的新释读，能证实曾国分封南土，与晋、鲁等同样被授民授土。出土文献具有自身局限和时代特点，该铭文实际上只是对曾国早期史实的选择性追忆，是在春秋中期已经形成的曾国早期历史叙事模式基础上加工的结果。“复我土疆”等相似用语数次出现，正反映楚国兴起给曾国造成压力的社会背景，可以视作文本加工的一种体现。

沙龙设立了与谈环节，邀请青铜器研究著名学者参与评议与讨论。与谈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研究员、吉林大学李春桃教授、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以及团队顾问徐少华教授。五位与谈人分别就上述主题进行评议，并归纳总结，主要围绕人物身份与铭文性质进行了热烈讨论，活动收获丰硕，获得了圆满成功。（张璐赟文、郑威校）